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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前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发表演讲,系统拆解了当前全球经济深层矛盾,清晰勾勒中国高质量发展四大核心动能:依托完整制造业底座向 “高科技高附加值” 进阶,抢抓 2026 年 AI 产业关键拐点全面落地 “AI+” 融合,深挖服务消费内需潜力,以绿色转型开辟全球引领新赛道。同时指出,中国企业出海已迎来下半场,发展逻辑从单一产品出口转向供应链、商业模式、全球能力同步出海。在地缘风险定价、全球市场多中心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需重构风险评估框架,筑牢产业链韧性与全球化经营能力;政府、金融机构也将配套全链条服务,协同助力市场主体把握新一轮全球竞争主动权。
逆全球化浪潮持续重塑全球经贸、产业链与投资底层逻辑,地缘冲突、全球债务、科技博弈交织叠加,世界经济步入脆弱增长新阶段,风险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 —— 地缘对抗、网络安全、AI 治理等非传统风险已成为影响全球运行的核心变量。面对变局,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迈入全新发展阶段,中国主动选择扩大开放、布局新全球化,在外部约束中挖掘发展新机遇。
停留在旧的思维里,只会看到困难;进入新的思维,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展开。当前逆全球化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也在重塑贸易、产业链、投资和企业经营逻辑。面对这一变局,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走向新全球化,不仅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更是在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未来一段时间,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债务风险、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和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但约束之下,也孕育着新的机会。中国需要依托制造业优势,全面发展“AI+”,扩大服务消费,坚定推进绿色转型;中国企业则要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全球能力出海,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重塑优势。
全球经济“脆弱”增长:世界风险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全球经济还在增长,但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理解当前全球经济,首先要看到一个宏观结构性变化:疫情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仍在偏离原有增长轨道。
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不仅带来短期冲击,也对全球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造成持续影响。危机实实在在地伤害了生产力,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形成的产出缺口具有长期性,这也是今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增长脆弱的重要背景。
如果说增长放缓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那么风险来源的变化,则是当前世界经济更值得关注的新特征。
首先是政府债务风险持续上升。债务是一切金融风险的起点。债务规模上升后,付息压力会成为硬约束。以美国政府债务为例,美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水平,并进一步挤压财政政策空间。
其次是金融市场风险积聚。将1929年、2008年和2020年三次危机前后的美国股市走势放在一起比较,当前美国主要股指仍处于高位,科技股估值和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而支撑市场上涨的资金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占据重要位置。
非银行金融机构头寸增加了很多,这是历来金融风险的源头。当前美国股市表现依然强劲,但其背后的资金结构、估值水平和集中度值得高度关注。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更复杂的变量来自地缘政治。
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显著增加,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历史经验表明,停火并不意味着永久休战,部分冲突在短暂平息后仍可能再次升级。与此同时,全球军事开支持续增长,地缘政治与军事冲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难掌控的变量。
进一步来看,这些变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共同推动全球风险结构发生深刻调整。
今天世界经济风险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谈风险,更多谈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而现在,地缘经济对抗、极端天气、虚假信息、人工智能风险、网络安全和社会分化等非传统经济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经济和金融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要风险,这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变化。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风险分析框架,把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社会风险纳入决策体系。
中国经济迈向“新全球化”:重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讨论中的高频词。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终结,而是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正在持续影响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系,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的调整。
关税博弈之后,中美贸易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对美国出口有所下降,但对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市场的贸易继续增长。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加快市场多元化布局。
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制造业、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和绿色转型将共同构成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首先,制造业仍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优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造业规模优势、产业链完整度和工程能力短期内难以替代。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智能化转型,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可以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20年,形成“便宜”的优势;随后20年,实现“又便宜又好”;未来20年,则要迈向“又便宜、又好、又高科技”。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硬件加软件。硬件体现成本和效率,软件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利润空间。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已经开始形成软硬件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人工智能是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2026年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随着人工智能从大语言模型走向行动模型,从生成文本走向操控设备、参与物理世界,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将进一步扩大。
5到6年以后,人工智能会普及到行动层面,实实在在地改变物理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正在从模型走向智能体,并进一步与机器人、智能汽车、工业设备等物理载体结合。未来,人工智能将不再局限于单一模型或单一应用,而将形成涵盖算力、算法、数据、基础设施、产业应用和智能终端的完整体系。
在发展路径上,中美具有明显差异。美国更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中国则更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扩散和效率提升。
中国关注的是应用和扩散。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有条件通过“AI+科研”“AI+制造业”“AI+服务业”等方式,推动经济全面智能化。
中国“数据二十条”建立了数据基础制度,通过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制度安排,推动数据要素进入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条件的数据资源可以按照规定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并进一步探索应用于融资、投资和信用增进。
人工智能将让中国服务业实现跳跃式发展。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软件服务和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在人工智能推动下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消费也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内需仍然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而消费升级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商品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低,未来消费增长的更大潜力来自服务业。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服务消费有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绿色转型同样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全球部分国家绿色转型放缓,中国仍将坚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如果碳中和成功,中国有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追赶走向引领世界。
中国有望在2028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此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经济总量继续增长,将带来深刻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绿氢、储能、电网和核电等产业都具有较大空间。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依然源自制造业能力。风电和光伏不需要燃料,其主要成本集中在设备,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和技术进步持续降低成本,从而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从制造业升级到人工智能应用,从服务消费扩容到绿色转型提速,这些新动能不仅关系中国经济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
企业出海进入下半场: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
企业出海的模式在发生深刻变化。早期企业出海更多以产品出口为主,包括家电、工程机械、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如今,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人工智能全球布局正成为新的趋势。
所谓供应链出海,是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核心企业带动零部件企业、供应商在海外投资建厂;商业模式出海,则主要体现在电商、游戏、社交软件等领域。
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产业往往从发达国家逐渐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同时走向海外,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能力也同步输出。
出海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旧的全球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定价时代”。过去,市场主要关注利率、通胀、就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今,中东局势、能源价格、航运安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大国竞争下的产业链重组,正在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
决定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的,越来越多是地缘政治变量本身。企业的风险评估框架必须随之改变。
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正从效率优先走向安全优先,从成本优势走向稳定优势,全球市场也正在从相对统一的体系走向多中心市场。
这既给企业带来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会。随着全球买家越来越重视稳定供货、完整工业体系、成本控制和执行效率,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与科技融合能力、快速迭代能力和工程效率,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出海竞争,拼的已经不只是价格,而是供应链的韧性、本地化能力、长周期交付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过去企业主要考虑人工成本、税率和市场规模,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当地政策是否稳定、是否处于地缘冲突边缘、物流通道是否安全、本币是否稳定。
今天谁构建地缘政治经营能力,谁就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胜出。企业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好全球产业链和人工智能布局,同时强化合规、稳健经营和风险韧性。
企业出海也离不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地方政府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贯穿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综合服务。银行则可以依托全球网络,为企业提供当地市场调研、跨境结算、融资、保险、投行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逆全球化是一个冲击,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中国既有参与构建全球新贸易秩序的责任,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融入国家战略,推动产业链升级,为自身发展注入全球化新动能。
*本文为作者在 “中银·南方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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