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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万亿元。

这是2025年11月末全行业科技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11.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央行最后一次公布该项数字。

前不久的中报季，42家A股上市银行中，超过30家不再单列科技贷款余额。

直接原因是统计口径重建。2025年4月，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金融“五篇大文章”总体统计制度（试行）》，统一各领域统计标准。直到2025年年报，各大行仍按旧口径披露科技贷款余额，真正的切换发生在2026年中报。

科技企业产业案例汇编也在制定之中，相当于一份统计负面清单，最晚年底出台，入编项目将不再计入科技贷款。

问题在于：过去几年报表上的科技贷款究竟有多少真实投向了硬科技，以及一场以规模为指挥棒的信贷扩张，正在积累多少尚未暴露的信用风险。

科技金融的账，要重新算了。

余额消失

六大行是科技金融的绝对主力，2025年末合计规模突破23万亿元。

工行去年中期曾披露，“科技贷款规模超6万亿元”，今年变成“科技型企业贷款3万亿元”。

建行去年同期披露的5.15万亿元余额没了踪影，只剩“平稳较快增长”的定性表述。

农行去年末的4.7万亿元余额也不见了，只给了科技型企业贷款24%的增速。

中行从去年中期的4.59万亿元改为“科技贷款占对公贷款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仍在披露余额的主要是股份行和城商行。兴业银行科技金融贷款1.24万亿元，浦发银行1.13万亿元，北京银行5216.19亿元。

其中，北京银行中报提到，根据央行“五篇大文章”统计要求调整口径后，2025年末科技金融贷款余额从原口径的4489.97亿元变为新口径的4359.74亿元，降幅约2.9%。

看上去水分很少，但北京银行的例子相当特殊——扎根北京，身处全国科技高地，科技金融的标签成色够足，这或许可以解释它何以率先亮出新口径。但大部分商业银行显然没有这样的成色和底气。

更重要的因素是监管。据财联社近日报道，有关部门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态，科技金融服务成效不能简单用贷款规模衡量，并口头提示各家机构审慎对外披露科技贷款规模，避免行业再度陷入简单比规模、内卷竞争。

这也反映出监管层担心科技金融重走普惠金融的老路——过度重视规模导致内卷。

标签红利

规模导向的背后，不止是中国银行业的扩张惯性，更有政策红利的诱惑。

在年初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闫先东介绍，2025年11月末，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汇总余额107.7万亿元，其中科技贷款44.8万亿元，绿色贷款44.2万亿元，普惠贷款39.8万亿元，数字经济产业贷款8.5万亿元，养老产业贷款2162亿元。

把五个子类简单相加是137.5万亿元，比汇总数多出29.8万亿元，差额全部来自子类之间的重复计算。闫先东特别点出两组交叉：科技贷款与绿色贷款之间重复16.5万亿元，与数字经济产业贷款之间重复7.5万亿元。

这意味着44.8万亿科技贷款中，接近37%同时被计入绿色贷款，约17%同时被计入数字经济贷款。

在现有规则下，“五篇大文章”——五个口径各自对应独立的考核指标、政策工具和资源分配，同一笔贷款被反复计入多张成绩单，规模数字的膨胀就具备了制度动力。

套利的账可以算得更清楚，因为贴标签的收益肉眼可见。

在资金端，银行可以对接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2026年初额度从8000亿元增至1.2万亿元，利率1.25%，银行凭科技贷款资产就能从央行拿到低成本钱。

在资本端，监管部门明确支持银行调整优化科技型企业贷款的经济资本占用系数，同样的资本金可以撬动更多资产。

在考核端，科技金融指标被要求提高内部绩效权重，小微型科技企业的不良贷款容忍度，可以较各项贷款不良率提高不超过3个百分点。

当一笔普通制造业流动资金贷款可以同时挂上科技、绿色、数字三顶帽子，它为银行换来的是更多的低成本资金、考核加分以及风险保护。

审计署2026年6月的报告提供了直观的注脚，其在对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四家银行的审计中，发现科技金融业务“名不副实”：不少产品顶着科技的名头，授信依据、风险缓释和资金用途却都和科技无关。

具体来看，642.22亿元“创新积分贷”并未将创新积分作为授信依据，只是事后贴标；478.5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中，有101.09亿元已足额提供传统抵押物或根本无需抵押物；54.37亿元“科技企业并购贷”实为企业股权回购和普通融资工具；970家科技支行里有194家没有任何科技特色，个别支行的科技贷款占比反而远低于普通支行。

这些问题正是年底那份负面清单要解决的。按目前的调整方向，建筑施工、批发零售等行业即便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也将被剔除，产业类贷款的标准也面临重定。

大行存量里传统产业贷款、宽目录产业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占比更高，待清单落地后，其账面压降的压力大概率大于以企业类客户为主的中小银行。

不良之问

风险控制是另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在主要上市银行中，只有兴业银行在半年报里披露了科技金融条线的具体不良率，为0.91%。浦发银行去年底对外披露过0.68%，此次中报没有披露，但在业绩说明会上称“显著优于全行平均水平”。

审计署报告提供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细节：部分银行的科技金融产品不良率刚升到2%至3%就被停办，四家银行也未严格落实对小型微型科技企业设置更高不良容忍度的要求。

究其原因，商业银行对科技金融业务的风险敞口极其敏感，刚冒头就收缩。现阶段较低的不良率，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保守操作的结果，而不是这批资产的真实风险已经充分暴露。

科技企业本来就是早期、轻资产、不确定性高的客群，银行从一开始就不敢放松。

资金错配的方向也印证了银行的审慎。央行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但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只有50.8%，近半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没有从银行拿到贷款。

与此同时，成长期的优质企业被八到十家银行重复争抢。做大余额最快的方式永远是给已经被市场验证的企业重复授信，而不是去服务风险难以判断的早期公司。

实际上，当前较低的账面不良率，同时受三股力量支撑：贷款大量还在存续期，尚未到暴露节点；银行主动筛选了成长期、有收入的企业，早期高风险客户被挡在门外；一旦风险露头就停产品、隔离条线。

国内这轮科技信贷扩张才三年，尚未经历完整周期。海外科技银行的发展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硅谷银行一度是全球最典型的科技银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它的净核销率高达3.32%，彼时其贷款组合里，早期创业企业占了约三成。此后二十年，它把这一比例一路压到3%，净核销率也随之降到长期极低的水平。靠的不是风控能力突然变强，而是持续把高风险客群请出门外。

这与中国银行业的做法并无不同。

大考前夜

国内科技金融处在周期的哪个位置呢？

国内银行科技贷款的大规模放量始于2023年，2024至2025年进入高潮。这些信贷产品中，固贷期限普遍5-10年，与企业研发周期大体匹配；真正错配的是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多为1-3年，却常被用于5-7年的技术验证到商业化过程。

换句话说，近年来密集投放的科技贷款，其资产质量将在未来数年里逐步接受检验。

理解了这条链条，监管近两年的动作就有了完整解释。

从四部门发布统计制度，到中报集体切换披露方式，再到年底案例汇编落地，是挤水分：通过收紧口径、提示审慎披露规模，终结以余额论英雄的竞赛，避免银行在风险暴露前继续做大基数。

另一边，监管也在推动考核转向，更多强调首贷户、信用贷款占比、尽职免责和风险容忍度，旨在推动银行敢于在定价中承认科技企业的真实失败率，真正做到敢贷、愿贷。

但银行的现实选择是另一回事。要规模、要增速，还要资产质量；要敢贷愿贷，也要考虑可持续性。

无论如何，科技金融是一门高风险、长周期的生意，要求它长期维持极低的不良率，本身就违背常识。

水分正在挤出，风险大考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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